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城市的夜景是被五颜六色的酷炫霓虹灯所塑造的。但是，今天我们越来越发现，城市的美感不能只靠霓虹灯，没有节制和设计的城市霓虹灯，只会降低城市的美感。
4年前，照明设计师齐洪海在“一席”的一场主题演讲中就曾直言不讳地批评“目前大部分城市的状况是，没几栋楼好看，没几栋楼真值得被照成什么样”，横向比较来看，问题倒是“为什么上海做得比较好？”
想当初，夜上海可是无数国人的现代性体验。上海是第一个安装路灯的城市（1879年），比号称“光之城”的巴黎只晚了4年，比纽约都早了2年，更比成都（1902年）、北京（1904年）早了能有一代人的时间。不夸张地说，上海的路灯照明系统，对那个年代的人来说是第一次见识什么叫现代意义上的“夜景”。
以1930年的上海滩为背景的小说《子夜》中，从闭塞的乡下来的吴老太爷被儿子吴荪甫接到上海，受大都市街头车辆排山倒海的速度惊吓，又被车里车外应接不暇的璀璨霓虹刺激，没办法承受这极致的反差，最终晕厥乃至暴毙。
我们现在已经对都市夜生活里密集的声光电习以为常，很难体会那种冲击了。国内城市里缺少设计感很好的各种印刷海报，却到处都能看到各种电子屏，在拥抱新事物方面，我们更为热切而不加节制，甚至到了“技术滥用”的程度。
常有人嘲讽，一些大城市即便人口达到了数百万人，也只是“大一号的县城”，也许砸了更多钱，但在审美上和县城没有本质区别，因为这些城市的景观设计，考虑的重点就不是“美”本身，而是一座城市的现代化程度。但这就像当年英国作家萧伯纳第一次在纽约看到百老汇和第42街的霓虹灯时的嘲讽：“如果你不识字，这些灯光无疑是美丽的。”
确实，美国也曾被欧洲人嘲讽为“没品位”，乔尔·科特金在《新地理：数字化的经济如何重塑美国地貌》一书中还承认：“‘品位’的培养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，被广泛认为不是一种主要的价值。”这不仅是因为美国人“没文化”，还因为在一个更平民化、更务实的社会中，这种往往与文化身份地位绑定的审美品位（taste），对人们来说用处不大，似乎没必要那么讲究。
美学的判断（“没品位”）只有在一个看重文化身份的知识主义时代才有机会，而在价值观更传统的社会里，评判是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——想想看，现在很多人看到女孩子打扮新潮，还会说“妖艳”，意思是说，虽然美，但不道德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单纯的“美”毫无意义，它首先一定要考虑的是符合社会的道德要求和地位展示。
不仅如此，我们还常常觉得，纯粹的审美应当屈从于生存需求——“饭都吃不饱，还谈什么品位？”在我乡下老家，“有吃无看头”是一句褒奖，从物品到人都能这么形容，意思是“虽然样子不咋样，但很实在”；反过来，“绣花枕头”则是众所周知的贬称。这足可看出，在实用主义的人眼里，美感只是次要的表象，远不如实用性重要，但就像阿兰·德波顿在《幸福的建筑》中指出的，“伟大建筑的本质就在于那些在功能上并无必要的元素”。
100年前的1922年，梁启超应邀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演讲《美术与生活》，痛切地说：“中国向来非不讲美术——并且还有很好的美术，但据多数人见解，总以为美术是一种奢侈品，从不肯和布帛菽粟一样看待，认为是生活必需品之一。我觉得中国人生活之不能向上，大半由此。”
我们的审美之所以匮乏，另一大原因是：内向、关注家园的中国人，向来就只关心自己的小家，传统中国城镇原本就缺乏像古希腊、古罗马城邦那样大型的公共建筑，也不像他们那样把街道、广场看作是自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芦原义信曾在《街道的美学》一书中说，日本住宅的基本思想过分注重在家的内部建立起井然的秩序，把“内眺景观”或者说把内部空间秩序放在首位，却不在意作为外观的街道美学，造成了作为城市景观来说极为贫乏的街道。
现在，至少有一些人开始注意到，城市并不只是我们居住在其中的实用生活空间，美感也绝非可有可无。有争议，意味着这一个问题终于引发公众关注了，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：怎么做呢？
审美问题的棘手之处在于，对于什么才是“美”，不同的人常常有着相去甚远的看法。老话说的“萝卜青菜，各有所爱”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，都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：“美”多少都带有一点主观性，你觉得美的，别人未必也这么看。所以法国作家司汤达早就感叹过：“有多少种幸福观，就有多少种美。”
即便是现在慢慢的变成了一些城市地标的景观，当年也都曾充满争议。美国波特兰市政厅现在被普遍看作是北美第一座后现代主义建筑，但建筑师迈克尔·格雷夫斯（Michael Graves）当初的设计太超前，市民很难接受其审美，不仅没有将其视为骄傲，倒是一度相当反感。
悉尼歌剧院如今早就被视为悉尼这座城市乃至澳大利亚的标志，但在它漫长的建造过程中，争议几乎从未平息。无数人抱怨这一设计华而不实，导致预算严重超支，加上丹麦设计师伍重决不妥协地坚持自己的标准，结果是迟迟未能完工。然而现在人们大多已经淡忘了这段往事，任何到此一游的来客，如果不在那个大贝壳前留影，简直感觉好像没去过悉尼一样。
更著名的是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。1889年它落成时，激起了海啸般的争议，很多人批评这座工业风的铁塔毫无美感，艺术评论家约里斯-卡尔·于斯曼蔑称它是“伸开双腿的”；画家乔治·瑟拉却十分喜欢；至于作家莫泊桑则尖刻地嘲讽，说他喜欢在埃菲尔铁塔上吃早餐，因为那是整个巴黎唯一看不见这座碍眼的铁塔的地方。
1977年，蓬皮杜艺术中心落成，再度在巴黎投下震撼弹，无数文化人都抨击它简直是太丑了，甚至“完工后仍然像未完工一样”。芦原义信对此有一段巧妙的双重嘲讽：“它在巴黎石结构建筑的整齐稳重气氛中，怎么说也是不协调的。如果它是建在东京的繁华街道中，恐怕只会被误认为是仓库或工厂，而不会引人注目。因为日本城市的街道太杂乱了，再怪的建筑也不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。”
回头看这些艺术史上的潮起潮落，有时可能让人非常困惑：究竟如何分辨是“创新”还是“真丑”？标准到底在哪里，又该由谁来说了算？
在那些成功的案例中，很突出的一点是：虽然当时引发巨大争议，但最终那些专业技术人员的创新经受住了考验，并以其前瞻性革新了时代的审美潮流。相比起来，现在国内各地城市景观的问题，乍看是“美丑”的审美趣味不同，但更往里一层说，是专业技术人员缺乏独立性和话语权的体现。
照明设计师齐洪海说，国内许多城市夜景灯光都是“高亮度比、片段化”的，投资巨大却缺乏美感，人眼看着既不舒服，也难以捕捉到丰富的层次感，因为“不是光线越多，看到的就越多”。就算是一些做出来还不错的，但一场城市改造，就推倒重来了，他无奈地说：“照明是个很幻灭的事，说没就没了。”
对于后发国家来说，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是：从国外引入的理念和技术，是否能适应本土的文化环境？芦原义信当年虽然痛陈日本的公共景观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（直白地说就是“有钱了，城市还那么丑”），但他也强调：“西欧理性主义的观点，本来就不应该原封不动地搬到日本的现有城市中。”因为由此产生的不协调又会造成新的“丑”。
这不仅需要培养更多更好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在决策过程中更多地倾听他们的意见，还需要让社会公众也参与进来。
2011年，南京曾为地铁3号线建设而试图将沿线已有百年历史的法国梧桐移栽，引发许多市民强烈不满，他们发起绿丝带活动守护，最终市政府退让，承诺市政建设“原则上工程让树，不得砍树”。但这些年的“大拆大建”浪潮中，更常见的则是原有的城市景观为新开发让路：1992年，由德国著名建筑师赫尔曼·菲舍尔设计的济南老火车站灰飞烟灭，时至今日，都一直是老济南人心头的痛。
任何一个城市的文化景观，是所有市民共同创造的生活空间，在这一意义上，阿兰·德波顿说得没错：“一个国家的街道、房屋、办公楼和公园的外观，共同表现了当年设计这些建筑、如今栖身这些建筑的人的精神肖像。”地理学家皮尔士·刘易斯也说过：“我们人类的风景是我们无意为之，却可触知、可看见的自传，反映出我们的趣味、我们的价值、我们的渴望乃至我们的恐惧。”
那并不只是“美感”而已。根据现代城市规划学的理念，设计是一种社会工具，建成环境塑造着社会环境，一个符合人类体验原则的“丰富环境”（enrich environment）不仅能带来更好的视觉感受，也是一个社会解决方案，因为几乎所有研究都证明，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审美体验是一种无声的熏陶，对于人的精神感受、心理健康乃至降低社会犯罪率，其潜移默化的作用都是不可低估的。
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城市变得更美：因为那样可以使身在其中的我们，生活变得更美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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